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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之伟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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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宪政之八】泛宪派须消除对宪法和宪理的误解(之三)  

2013-06-13 21:23: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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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答贺卫方教授

六、贺教授关于宪法与政党关系的观念有些停留在前现代

老贺的专业是西方法制史,基于历史知识说话没有错,但他谈论现代宪政,还是要多了解一些西方宪政的现代发展才好。事实上,老贺对世界宪政发展趋势的不了解,已经削弱了他对中国宪政问题发表的意见的价值。

老贺回我的微博说,“党权范围通过宪法调整属于典型党政混淆。”老贺这个说法严重脱离实际,有些洋教条味道。党权是很复杂的东西,往往介于权利、权力或权威之间。各国党权内容很不一样,一般来说,政党可以有权利、权威,不应享有权力(即不应该有公权力)。但真实的情况并非如此,西方老牌民主、法治国家的主要政党,也都或多或少享有一些按其性质来说属于权力范畴的构成要素,如美国主要政党在全国代表大会上推举和投票确定美国总统候选人之“权”,就属于这一类。这种做法构成美国宪法惯例,而宪法惯例是宪法的渊源之一。可见美国早已在用宪法调整党权范围。

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用宪法规范政党活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说就是调整党权范围)是宪法的重要发展趋势。联邦德国宪法(基本法)第2条规定,“政党应参与人民政见之形成。政党得自由组成。其内部组织须符合民主原则。政党应公开说明其经费与财产之来源与使用”;“政党依其目的及其党员之行为,意图损害或废除自由、民主之基本秩序或意图危害德意志联邦共和国之存在者,为违宪。”现行西班牙宪法第6条也规定:“政党体现政治多元化,听取并表达人民意愿,是政治参与的基本渠道。政党在尊重宪法和法律的范围内自由创建并进行活动,其内部结构和职能应是民主的。”

中国的政党制度与欧美有根本区别,中国共产党长期固定执政,掌握着西方国家任何政党都远远无法与之比拟的巨大经济、政治等方面的资源,即事实上掌握着巨大的“党权”。这是一个短期内不可能改变的事实。所以,中国要实行宪政,成败之关键就在于能否从宪法上明确党权范围并以此为基础通过立法明确党权行使程序,借以有限限制或制约党权。

老贺否定政党法的言论也反映出他对当代立宪国家的政党制度不够了解。他在上述微博中还说:“党属于社团法人,其活动须遵循有关社会组织的法律。”老贺之所以这么说,可能是不了解宪法发展的以下三种情况或趋势:

1.现代国家一般将公民组织政党的权利与公民结社自由分开处理。如德国基本法第9条确认公民结社自由,而用第21条确认公民组织政党自由。又如,前引西班牙宪法第6条规定组织政党自由,但却在第22条另行规定结社自由的内容。如果考虑到这种情况和趋势,我认为中国现行宪法的公民结社自由是否包括组织政党自由,是一个需要对宪法做有权解释才能确定具体含义的条款。

2.正因为组织政党与结社在宪法上已经趋于分立,所以,现代国家的政党法也是与社团法趋于分开的。德国、西班牙、俄罗斯这类上世纪中叶后兴起的民主、法治国家,都在社团法之外制定了专门的政党法,德国1967年公布政党法,俄2001年公布政党法。据《政党政治与政党规范》一书的作者刘红凛教授统计,当今已有62个国家公布或曾经公布《政党法》,其中欧洲19国家、亚洲20国、非洲19国。还有些国家或地区没有专门的政党法,但在选举法、社团法、政治献金法等相关法律中设有规范政党活动的条款。

3.用专门的政党法调整党权范围,确保政党在宪法之下、在国家之下。从德国、俄罗斯等国情况看,政党法的内容主要是在宪法规定的基础上进一步明确政党宪法地位,社会功能,组织原则,财务,登记程序,社会政治活动原则和内部议事程序,权利义务,诉权行使,违宪责任,党员权利等等。为确保政党在宪法范围内活动,现在愈来愈多的国家建立了针对对象包括政党在内的行之有效的违宪审查制度。为了保证政党不凌驾于国家之上,一般都规定必须在司法部或内政部登记并定期向登记机关报告本党组织和人员方面的信息,还要每年向国家税务机关提交政党财务报表。

总之,根据中国党权特别强大的现实情况,要想全面有效实施宪法,特别需要用宪法调整党权范围,并制定与结社法不同的专门的政党法,以规范政党行为。

建议老贺今后多关注各国宪法在政党制度方面的新发展,不能老盯着几个老牌宪政国家。

七、社宪派与反宪派、泛宪派在理念上有实质分歧

老贺对社宪派人士误解很多,其中之一是以为我们仅仅将社会主义宪政作为策略话语。他说:“社宪派诸君明明对于现行宪法里那些体现社会主义特色的序言内容和具体条款毫无维护之意,念兹在兹的全是普适权利与自由,为什么还要打着‘社会主义宪政派’的旗号呢?”这就是误解。我这里首先得说明,宪法序言提到的指导思想在修宪过程中已经贯彻到后面的所有条款中了,在实施宪法的过程中落实具体规定即可,不存在离开宪法具体规定单独维护宪法序言的问题。再说,我国宪法里确认的有些内容是政治问题或曰事实问题,不是宪法问题。所以,在我们搞宪法学的人看来,老贺这里所提的是一伪问题。这点前面已经讲得比较多了。

其次,既然中国现行宪法以社会主义为标识,社宪派坚持推进现行宪法的实施,当然也以这一符号为旗帜。旗号主要供人区分不同人群时使用,社宪派旗号将在中国聚集所有愿意在现行宪法的旗帜下全面推进改革、尤其是推进政治体制改革的人们。

另外,社宪派强调保障现行宪法确认的基本权利,认为无须区分哪些反映普世(或普适)价值,哪些不反映普世价值。不过也应该说明,社宪派一般来说都是承认普世价值的,因为,普世价值不过是当代不同价值观中有共性的部分。有个性就有共性,没有无共性的个性。普世价值是客观存在的,否认其存在没有任何正面意义。

老贺对社宪派人士的更大误解,是以为我们坚持社会主义宪政话语仅仅是策略,目的在于忽悠“非法学革命干部”。所以,他说“我承认社会变革的过程需要有某种策略话语,也尊重一些温和派朋友所作的艰难推进,但你们也不要低估当局者的智力”;他还提醒我不可“挂羊头卖狗肉”。老贺这话的意思,好像社宪派仅仅是挂社宪的“羊头”、卖泛宪的“狗肉”,是要给“非法学革命干部”灌迷幻药,让他们自觉自愿地搞多党制和权力分立、制约平衡等西方宪政内容。非也!社宪派内部的主张虽然千差万别,但他们与反宪派和泛宪派的主张都是有原则区别的,这种区别主要表现在两大根本性问题上:

1.三派对中共执政之宪法地位和党权的态度不同:社宪派承认或至少不否认中共长期执政的宪法地位,但要求中共按宪法的规定和精神明确党权范围,推动立法甚至修宪具体限制或制约党权;反宪派拥护中共长期执政,并反对明确党权范围,反对制约或限制党权,认为中共应该始终享有绝对的和无限的权力;泛宪派不承认中共长期执政的宪法资格,主张在宪法中拿掉中共继续领导和继续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宣示,允许多党竞争执政地位。

2.三派对现行宪法中公民基本权利的态度不同。社宪派要求尽快全面有效实施宪法的公民基本权利保障条款,包括尽快制定并实施新闻法、出版法、结社法和宗教信仰自由保障法;反宪派主张继续维持现有的近乎紧急状态的现状,继续或长期在事实上冻结宪法的一些基本权利保障条款,不立法实施,或虽立法但事实上等同于禁止;泛宪派强烈要求保障基本人权,但他们不以中国现行宪法为依托,也不要求落实现行宪法的基本权利保障条款,而是基于人权保障的“普世标准”或欧美标准提出要求。

除此外,三派还有很多重要差别,但我认为以上两方面差别最具根本性。

需要说明的是,历来的反宪政派自己并没有完全说透他们的主张,我在以上各个自然段中列举的反宪派的主张,是我根据有关文章概括出来。如果他们觉得我有误解,希望他们为自己声辩。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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