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童之伟的博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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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话说宪政之七】社宪派、反宪派与泛宪派的2008年(下)  

2013-06-03 13:55:00|  分类: 默认分类 |  标签: |举报 |字号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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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个法学教授基于自身经历的回忆 

童之伟 

现在我们再看看反宪政派之主要代言者在2008年对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使用宪政概念的反应。

说到这个问题,不能不考察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陈红太研究员对待宪政概念的跌宕起伏态度。陈红太先生《政治学研究》2004年第3期发表了《关于宪政问题的若干思考》一文,该文对运用宪政概念的“结论意见”有五条,其中有三条直接评价宪政,其要点如下:

‘宪政’一词虽说资本主义可用,社会主义也不是不能用,但对于这样一个具有复杂政治背景、具体的西方理念和制度模式含义、对中国政治发展可能产生重大影响和引起政治思想混乱的政治词汇,党和政府在正式文件和领导人的公开讲话中,应尽量避免使用。

“学术界部分自由宪政论者对于中国的政制和法制设计,虽然主观上可能并不是要全盘否定‘四项基本原则’,从国体和政体上进行‘制度革命’,但实际的客观效果,可能会造成这样一种舆论态势:共产党、社会主义、人民民主专政、马克思主义一无是处。

2004年陈红太先生对宪政的态度,似乎可以这样概括:宪政本身是一个中性的名词,只是它有可能造成一种舆论态势,而“有了这样一种舆论氛围,国内外敌对势力的西化、分化图谋就会得逞。”

在《法学》2008年第234期发表了“强化宪政理念,推进社会主义宪政事业”和其它专栏总共28篇专栏文章后,我在大约当年5月收到了陈红太先生的一封电子邮件。陈红太先生的信写了两层意思。第一层意思,是对我写的专栏“编者前言”中的下列话语表示不满:

“曾几何时,个别学术界人士基于认识的偏颇对‘宪政’一词极尽诋毁之能事,形成了所谓宪政否定说,此说长期误导我国社会大众和法政高层。宪政否定说在政治学和法律学界虽几乎没有市场,但此说在其他人群中的流播却对我国宪法实施造成了不容低估的负面影响。”

老实说,陈红太先生2008年邮件中表达的这种不满不无道理,因为,要说他那文章“对‘宪政’一词极尽诋毁之能事”、“对我国宪法实施造成了不容低估的负面影响”,实在有些夸张的成分。我当年写这些话的时候确实没有仔细看原文,一定程度上受了口口相传的话语的影响。很遗憾。

红太先生2008年夏季来电的第二层意思,是说他修改了原文,并且把修改后的电子文档发送给了我。我大体看了一下结论部分,发现话语缓和了许多,与当年全国人大常委会工作报告的用语已经比较协调。陈红太先生是有二十好几年党龄的中共老党员了吧,他这样做是党性很强的表现。我那时很快把陈先生对待宪政的态度转变告诉了北京和其它省市不少师友,记得闻听者都对陈先生的认识转变持赞赏态度。

党建》杂志20135月发表了署名“郑志学”的雄文《认清宪政的本质》,我读罢大惊失色,因为宪政一词几乎就成了“阶级敌人”的化身或文字符号。因为该文的的核心内容被概括为以下三句话,其中每一句话都足以判宪政“死刑”:“‘宪政’一词无论从理论概念来说,还是从制度实践来说,都是特指资产阶级宪法的实施”;“‘宪政’主张指向非常明确,就是要在中国取消共产党的领导,颠覆社会主义政权”;“不能把‘宪政’作为我国的基本政治概念,以落入其背后隐藏着的‘话语陷阱’。”

不少人怀疑“郑志学”是中国社科院政治学所的红太先生的笔名,让我做判断。说“郑志学”是陈先生,我觉得难以置信:陈先生最初认定“宪政本身是一个中性名词,只是它客观上有可能造成一种执政党不利的舆论态势,而2008年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发表后,他不是收回了原来对宪政有否定意味的言论吗?这次不可能又回到从前而且变本加厉到彻底把“宪政”当“阶级敌人”吧?

虽说可以用陈先生党性特强、跟政治风向转得特快,但他的身份毕竟是学者啊!

再说,从常理看也难以想象陈先生会回避用实名、回避亮明任职机构。写了《认清宪政的本质》这样重要的文章,击退了在中国实施西方资产阶级宪法的图谋,保卫了共产党,保卫了社会主义政权,这业绩最起码堪比当年在朝鲜守住上甘岭的功劳吧。按理红太先生和他任职的机构没理由太谦虚。还有,通常强调文责自负,发表文章不用实名不注明作者任职机构岂不显得作者及其所在机构对此文极无自信,并因而不敢对文章负政治、学术责任?

另一方面,要我否认“郑志学”是陈红太先生也难。原因之一,“郑志学”的笔名与中国社会科院法学所的关联度太高了,且整个一个中国,官场反宪政的人虽然多,但学术界反宪政的人却十分鲜见,有些知名度的恐怕也就是陈先生一个。

社宪派、反宪派的2008年讲完了,该讲讲泛宪派的2008年了。

20081210,从理念上看属于今日所谓泛宪派的一些人士,签署公布了一个以其产生的年份命名的“宪章”,是一份政纲性文书。我是坚定的社宪派,国内没人邀我签名,但我很快在网上十分仔细地阅读了该“宪章”全文。

在那约一个月以后,我到圣路易的华盛顿大学访学,抵达不久,即接到若干个海外那份“宪章”支持者的电话,与我讨论这个文本的内容,显然有意征询我是否愿签名的意向。其实,在那之后的一两年中,都不时有中外朋友与我谈论这个文本的内容。为阐明自己作为社宪派支持者的基本立场,我今天愿意坦率地说出我历次在谈论该“宪章”的场合一再陈述的基本观点。

我认为,那个称为宪章的文本,其基本理念部分,主要集中在公民基本权利或个人的权利、自由保障方面,所涉及的内容至少2/3与中国现行宪法的规定重合。至于其基本主张,其中也有一半以上能为中国现行宪法所容纳。所以,我个人觉得还是在中国现行宪法的框架内争取基本权利保障、法治和宪政比较好。有些国民需要的东西,现行宪法难以容纳,在相互不突破对方底线的情况下,国民应该也可以通过各种渠道呼吁,可以用各种合法方式施加压力和争取。民间社会和人士,决不可能放弃宪法确认的基本权利,样样屈就官方。官民双方都应该尽可能避免撕破脸搞得你死我活,否则双方将不可能有任何沟通、谅解、妥协。

从现在起,或许当政者需要特别注意的是,国民对基本权利保障日益增长的需要,同现行政治体制能够提供的保障空间过于狭小、保障方式不够丰富有效之间的矛盾,已呈现日益尖锐的趋势,这个矛盾只能通过政治体制的相应改革才能从根本上缓和。

(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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